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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特别的黄安红安: 关于故乡红安革命

发布时间:202018-09-28    来源:干部培训党性培训     编辑:党政干部培训、红色教育培训编辑部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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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故乡红安革命及革命者之浅考
                      (根据讲稿整理)
各位好
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关于故乡红安革命及革命者之浅考》(此稿仅为内容概略,以幻灯片为准)。为什么讲这个?因为这是的生我养我的地方。对于每个人而言,可能都有着一种浓重的故乡情结。因为故乡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决定了其一生的性格与走向。作为红安人,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故乡而骄傲。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徐向前元帅曾为解放军报两位记者有关红安的报告文学题写书名:《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红安(也即原来的黄安)由此扬名天下,震惊世界。人们惊奇:一个小小的县城,革命前人口仅为48万,为什么能走出220多位将军(还不包括国民党的40多位将军)?且为了革命牺牲者竟达14万之众?
有位哲人说过:“一个没有光荣历史的民族,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一个有了光荣历史,有了英雄的民族,而他们的后人不去学习他们民族的光荣历史和他们的英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我写的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老家革命的,我曾一直在小说中称其原来的县名“黄安县”,写了《英雄魂》、《英雄泪》、《英雄血》、《英雄殇》、《英雄劫》、《英雄表》、《英雄之魂没有故乡》等中短篇小说,发表后不少都获得了军内外的重要奖项。当我在自己的小说中一篇又一篇地提到我们“黄安县”时,大家都知道她就是被大家称作“将军县”的红安县。我也得以在探究历史的同时深深了解了我们红安县的革命史,在此分三个部分向大家作个汇报:
一、革命的荣光与苦难的辉煌
到底,我们的将军县究竟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与神话?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请大家来看这样的一组数字: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诞生地,是鄂豫皖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1927年11月13日,黄安(今红安)、麻城农民在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于长江以北地区首次举行武装起义,一举攻克了黄安城,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在此之前这里还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2年11月29日,这里又重建了红二十五军;1938年3月,红二十八军在七里坪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据统计,这五支红军部队在红安成立、重建和改编的初期,平均每3名红军战士中,就有1名为红安人,每4个牺牲的红军战士中就有1位红安籍英烈。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实际领导了3支抗日军队,分别是北方的八路军,华东的新四军和华中的新四军第五师(简称“新五师”),而新五师的实际领导人就是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红安人李先念。在华北八路军、华东新四军中也有不少后来成为高级将领的红安人,譬如奇袭阳明堡的陈锡联,干掉日军战地参观团的王近山,演义京剧《沙家浜》传奇的刘飞。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是以纵队作为作战单位的,在13支主力纵队中,有7支纵队由红安人担任司令员:他们是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第4纵队(政委:谢富治),第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第9纵队(司令员:秦基伟),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韩先楚),第4纵队(司令员:胡奇才)。
朝鲜战争时期——志愿军副司令员是红安人韩先楚,由他直接指挥的38军一洗前耻,成就了38军“万岁军”的威名。有红安人王近山精准指挥、红安人秦基伟的寸土不让,才成就了上甘岭战役的辉煌。上甘岭如果失败,整个朝鲜将无险可守,将直接改变朝鲜战争的格局。正是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从此的朝鲜土地再无大的战事。
所以,人们说红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从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全县48万人口,在战火中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南下的刘邓解放大军。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革命斗争中,红安有14万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死难牺牲的军民几乎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现已查明登记在册的烈士,红安就有22552名,其中县团级以上的烈士就有500名。其中有8万人参加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仅有620人生还,其中223位成为军师级以上的高级将领。
这里的将军“之首”的概念指的是两个数字:一是指在1955年第一次我军实行军衔制时,正式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红安人达61名之多,这在全军正式授衔的将军中红安籍将军位居全国之首。二是指在战争年代担任过正军级以上职务和建国后担任各省、市、自治区正省级及国家机关正部级以上领导职务的红安籍干部达162名之多,如果他们都参与授衔的话,都应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加上61名正式授衔的将军共计223名。此数也位居全国之首。当时有歌谣称——
小小黄安,真不简单;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正是有黄安人这种前赴后继,才有将军县的美誉。这不仅是一个“中国之最”,而且也一个“世界之最”。人们称为“中国首屈一指,世界绝无仅有,史上空前绝后”。
下面我从1到10,将红安一连串使人感到惊叹的数字加以排列,加深大家对红安的印象——
1、一位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他是一大13名代表之一,一大代表最后仅有他与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看到了新中国的胜利。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位全国政协主席、军事家:李先念。
2、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委局常委:董必武、李先念。
3、三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董必武、韩先楚、秦基伟;三位中央军委常委:李先念、陈锡联、韩先楚。
4、四位国务院副总理:董必武、李先念、谢富治、陈锡联。
5、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谢富治、秦基伟。
 6、六位大军区司令员或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秦基伟,政治委员谢富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王诚汉;武汉军区司令员周世忠;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7、七位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韩先楚、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陈锡联、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谢富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吴大胜、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熊应堂。
8、八位开国上将:韩先楚、陈锡联、谢富治、王建安、郭天民、周纯全、秦基伟、王诚汉。
9、九位共和国部长、副部长: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财政部长李先念,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国防部部长秦基伟,公安部副部长王近山、李天焕,农业机械部部长徐斌洲,商业部副部长曾传六,民政部副部长李金德。
10、十位开国中将:王近山、刘飞、刘昌毅、詹才芳、胡奇才、徐深吉、李天焕、张仁初、徐斌洲、张天云。
此外,还有12位中央委员: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秦基伟、谢富治、韩先楚、王诚汉、周世忠、张天云、郑位三、吴大胜、谢正荣;19位原黄安籍将军——黄安县在1931年12月第一次改名为红安一年后,其西部二程区、西北部仙居区各一部分划归新设置的湖北省礼山(今大悟)县,北部紫云区一部分划入新建的河南省经扶县(今新县),包括刘华清上将、吴先恩中将、聂凤智中将及萧永银等16位少将划为大悟和新县,他们的籍贯,曾都隶属于红安这块土地。即使后来他们从红安中划了出去,但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仍是红安人;此外,还有18位共和国新一代红安籍将军:江建曾中将,胡先贵、李平、黄俊峰、刘晓琨、秦天、秦卫江、罗毅、罗刚、陈再方、阮成友、程晟少将、张胜兰、张南征、周书明、陈守明少将,以及文职少将程志,红安第一位共和国女少将吴晓恒。
徐向前、叶剑英、许世友、徐海东、王树声、陈赓、陈再道、李德生等我军一代高级将领都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过。这里的山山水水,曾在血雨腥风的年代,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这里的粗粮细粮,曾在红旗漫卷的年头,滋养过他们的肠胃;这里的民众百姓,曾在白色恐怖之时,不顾生命地掩护或帮助过他们。他们,也因自己曾在这块土地上战斗过而自豪。这块红土地,成了许多革命者永远难忘的记忆。
二、将军的记忆与故乡的眷恋
如今,早一批出去革命的将军们在革命之路进行长跑后,大多数都长眠于我们红安县烈士祠。那是国家公墓,所有的坟墓一字排开,有的大,有的小。关于将军的故事,在今天的时代,人们已了无兴趣,亦不再探究。我在一篇文章的开头曾经这样写道: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半个多世纪已前的故事已不再新鲜。半个多世纪前的战争,都已彻底平息。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些人物,无论是知名的,还是根本没有留下名字的革命者,基本上都已作古。就像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一样,革命的最后结果总是无声无息,炮火硝烟不再,历史的迷雾依在,理想激情飘散,人们的兴趣开始转移。
转眼,一个世纪的历史又翻过去了。人们在叙述时开始用“上个世纪”之类的字眼,虽然许多事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但听起来,让人觉得是那样遥远。经历过历史的人垂垂老矣,靠着回忆光阴打发余生;未曾经历过的不愿回顾,有无限美好的未来需要或或等待着他们经历。如今,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上,一些创造了财富的精英们,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的时代风云人物。人们开始津津乐道于新时代的传奇故事——与金钱和财富有关的有故事,开始充斥与占据我们的视线。而据我所知,如果在半个世纪之前再往上溯,这种现象不会发生,并且根本不会成为可能。每当我回到故乡,看到遍山遍野那些杂花绿树之下的每一块碑文,每一座陵园,每一堆坟墓,甚至在山头上踩到每一块白骨,我的心就无端地的颤栗。不知今日有几人还记得,是多少人的牺牲,才换得了今日的繁华盛世,歌舞升平;是多少人的鲜血,才使得我们挺起了胸膛,恢复了做人尊严的样子。让人心寒的是,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除了清明霜降,有谁还能记住那些有名或者无名的烈士?新一代的少年,提起那时的英雄,他们也许觉得历史离今天是多么遥远,好像与今天根本无关!
黄安从建县至今,先后两次改名为“红安”。第一次是1931年12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正确指挥下,经过43天围城打援战斗,歼敌1.5万余人,活捉敌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取得了黄安战役的伟大胜利,遂宣布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从这时起到1937年7月,凡党政军群组织和全县广大革命群众,在公文、告示、书信等文稿中,凡涉及县名,均以“红安”相称。但国民党却不予承认,仍称其为“黄安”。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遇耻,国家罹难,中共红安县委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根据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提议,同意统一县名,又改“红安”为“黄安”。到了1952年9月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认为黄安人民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十多万英雄儿女的宝贵生命,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黄安的土地,经报请中南军政委员会转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备查,决定将“黄安县”正式更名为“红安县”,从该年10月1日启用新印。
在此,我有侧重地向大家介绍特别是一些将军的童年和他们在革命道路上发生的故事,以及革命胜利后他们的故乡情结。管中窥豹,或许透过他们的故事,可以看到这些将军们的家国情怀。
首先,我们看这些将军参加革命时的年龄分布:
上将陈锡联,他参加红军时年仅14岁,因作战勇敢而被称作"小钢炮";上将韩先楚,14岁时参加乡农民协会与反帝大同盟,15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6岁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参加游击队;上将秦基伟,革命一兴起就参加了儿童团、少先队,13岁加入义勇队,参加了黄麻起义,被乡亲们誉为"红色少年"15岁参加红军,16岁入党;上将王建安,17岁到武汉投军,19岁召集了60个穷兄弟建立了一支农民武装;上将郭天民,21岁考入黄埔军校;上将王诚汉,13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6岁入党……再看一些少将参加革命时的年龄:少将黎锡福,18岁;少将邹国厚,19岁;少将徐绍华,20岁;少将贺健,19岁;少将陈焱清,19岁;少将熊应堂,18岁……由此,我们不能不说,自古英雄出少年。
其次,我重点介绍一下这些将军(主要是开国上将以上,开国中将只讲王近山)的历史轶事。
我介绍的第一位人物是曾任国家主席的董必武。董必武既是清末秀才,也是我们红安县第一位马列主义的宣传者。1903年董必武17岁时到黄州府试中了秀才;不久他赴省参加乡试,因寻找试场在省府门前探望遭衙役斥责和拳打含怒还乡。同年再次赴省参加考试,笔试合格,体验时因身着父亲的旧长衫,被误为“年纪太大”未被录取,回后任私塾年余。直至1905年,董必武已满19岁后,才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结识了宋教仁、刘静庵等革命党人,始投身革命活动,成为红安县革命的鼻祖。李先念多次称他为自己的老师。曾被国民党誉为超级红色间谍,对中共的地下情报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面对革命失败后的战略转移,他在长征途中拉着马尾巴走出了雪山草地。他同时还是新中国第一任法院院长,对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功不可没。他也是中国登上国际舞台,加入联合国后代表我党联大签字的领导人。至今,我们红安县山上的许多树木,就是在他的建议和支持帮助下栽下的,已郁郁葱葱一片。
我介绍的第二位人物是李先念。李先念1909年生于李家大屋红马寨下的九龙冲里。人们曾经这样传唱这个九龙冲:“红马寨下九龙冲,十年就有九年空。地主逼租又逼债,恶霸横行在乡中。穷人面前三条路,卖儿讨饭打长工”。他原来是一个木匠,最后率领家乡农民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28年秋,他率领游击队编入红军,1931年10月,在重新参加红军后,他一次率领300余名青年参加红军,为扩大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队伍作出了突出贡献,从担任红军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到军政治委员,率领所属部队南征北战,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5月,他率红四方面军一部,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和迎接中共中央。6月,指挥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后,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他向毛泽东等详细汇报了川西北的形势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为迎接中央红军及为党中央确定北上战略方针作出了贡献。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石窝会议确定由他负责统一军事指挥,率领西路军余部突围。他率领西路军余部左支队千余人翻越祁连山,击退和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经过47个日日夜夜的生死突围,于1937年4月底,他率领左支队幸存的420人,胜利地进入新疆星星峡,为取得西路军余部左支队突围的胜利和保存一批战斗骨干作出了贡献。1939年1月,他率领160余名骨干,自河南竹沟南下,进入豫鄂边区,深入敌后,会合和聚集中共领导的零散武装力量,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使160余人发展到9000余人。1941年2月,成立新四军第五师,全师共15000余人,李先念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为创建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0月成立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统帅和指挥作为全国六大作战区域之一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为牵制国民党30余万大军及配合其他解放区的作战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决定以围攻中原军区部队为起点,调动30余万人扬言“四十八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指挥部队作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在历时36天的突围战役中,牵制国民党兵力达32个旅,并给以其重大杀伤,自己的军力保存了4万余人。(插入我外公从卫生队掉队的故事)此外,革命胜利后,他主导荆江分洪、战胜武汉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当财政部长度过经济危机和粉碎“四人帮”、支持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等功绩,人人皆知,在此不表。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到国家主席,李先念曾笑着对人说:“我是打棺材的,就是给旧社会打一口棺材”。(内容插入李先念与故乡的故事。困难时期,有人前要粮时,他说:“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红安人的总理”。但在京九铁路拐弯时,他却给铁道部写信,让他们不要忘记老区红安。最终得到了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建成后笔直的京九线在安徽阜阳拐了一个弯,绕道17.5公里拐进了大别山的腹地,通过了红安境内。这是李先念为红安家乡做的最后一件事:写此信后一个多月,他就逝世了。)
开国上将韩先楚,是从东北打到海南的四野悍将。1950年,韩先楚参与指挥海南岛战役,率部乘木船渡海,指挥岛上决战,占领海南岛。有人说,如果没有韩先楚,海南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台湾。因为当时条件极差,首长下决心最关键。正是由于他当机立断,才有海南夺岛的胜利。1981年,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回到家乡红安上新集镇。时值隆冬下雪,他去乡亲家串门,看到屋里黑咕隆咚、冷锅冷灶,人穿的衣服单薄,被子千疮百孔,就立刻让秘书给兰州军区打电话传达一个特殊命令:火速往红安调拨5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秘书打完电话,将军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晓得不?红安在革命战争中死了多少人?1949年解放后统计人数33万,有14万人在战争中牺牲和遇难。红安过去叫黄安,红安的‘红’字是十几万红安人的血。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安人民把最后一碗水、最后一尺布、最后一双鞋、最小的伢子都奉献了革命,5万件旧军大衣算什么,他们早就有权利过上好日子,我们愧对父老乡亲!”
开国上将陈锡联,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已共产党人特有的大智大勇,敢打善打硬仗、恶仗,常能出奇制胜,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他是奇袭“阳明堡”的英雄,发现敌人的机场后,临时处置,以极小的代价,重创日军,烧毁几十架飞机。这是129师出兵第一仗,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对日作战,提高了八路军威望。
开国上将谢富治,与陈赓一起曾组成陈谢兵团,打过不少大仗恶仗,胜利后曾官至公安部长。最后,他被打成四人帮反党集团。实际上,他曾作为云南省的党政军领导,为当地作出了不少贡献。即使对故乡,他在云南时也是非常热情的,只是进京后才发生了变化。
开国上将王建安,他文武双全。最有名的是与许世友一起指挥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率部断国民党军七十四师与八十三师之联系,并攻占万泉山,破敌突围希望,继而从东面主攻孟良崮,与兄弟部队共歼七十四师3万余众,击败国民党精锐部队张灵甫,一时声威大震。
开国上将郭天民,是红安籍开国将领中唯一上过黄埔军校的将军。他两次在战场上负伤,都装到了棺材里面,最后发现还有一口气抬了出来。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南下,差点被张枪毙,被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救了下来。1936年,郭天民参加西路军行动,任红三十军参谋长。西路军失利,协助李先念等率左支协助出祁连山,先到新疆,后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听说他年龄不小了,亲自为他作媒。但郭天民因为未婚妻不是党员暂不想结婚,毛泽东就笑着对他说:你那未婚妻是东北流亡学生,跑了几千里地来革命,干嘛非要她入党再结婚?你跟政治部说一下,说我同意你们结婚。在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下,他才成了家。
开国上将周纯全,他曾长期负责为部队补充兵源、安置伤员、筹措粮饷军衣。在战争中,曾被打瞎一只右眼。1950年冬,周纯全赴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被彭德怀现场点将,留下任志愿军后勤部政委,与洪学智一起亲自抓兵站运输,建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开国上将秦基伟,原是孤儿,吃百家饭长大。他最有名的战役是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当时十五军是坚守上甘岭的主力部队,面对美军6.2万余人、118辆战车、350门大炮、3000多架次飞机以及投下的200多万发炮弹、万余枚炸弹,十五军坚守上甘岭40余天,顶住了"世界战争史上最猛烈的一次火力攻击",把美军牢牢钉在上甘岭前,打得骄横的侵略者只好再在谈判桌前低下头来,从而加速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进程。1984年国庆35周年,秦基伟担任了大阅兵总指挥。在京的黄安人聚会时经常提到,秦基伟保留了红安烟厂,给红安驻京办找了一块地。乡友们认为:“他对黄安有感情。”
开国上将王诚汉,小时参加红安那天,遇上他母亲来找他。他生怕被母亲拉回去,于是躲在人群里。结果,这一别与母亲再也没有见面。等革命胜利后回去,母亲已死去二十多年了。他是1988年授予上将军衔的,一生打了1308次仗,身上多次负伤,本来已退休,70多岁时又被启用为军事科学院政委。
红安的中将之中,我只讲一下王近山。这个人物最为典型,他是前一段热播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他打仗时人称“王疯子”,毛主席说他“疯得有水平”。1943年10月,日本侵略军"扫荡"太岳解放区,时王近山奉命率1个团去延安,途中设伏于临汾附近之韩略村,全歼日军战地参观团军官120余人,毁装甲车及汽车10余辆,日军部署顿乱,“扫荡”失败。淮海战役打响,王近山起兵汉水边,千里围迫黄维兵团,歼其王牌十八军四十九师,接应其一一零师战场起义,继而投入全歼该兵团战斗。1949年,王近山是二野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参与指挥渡江作战,旋挥师疾进,提前解放重庆。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上甘岭战役。死后邓小平为他题词“一代战将”。
在这里,我还特别想讲一讲两个外地人与红安人之间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一正一反,都曾在中国的历史上赫赫有名。
正面的是徐向前元帅。徐向前元帅是山西五台人,但他的革命生涯却是从鄂豫皖开始的。徐帅对红安有很深的感情。在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的红安女红军程训宣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没念过书,性格开朗,爱说爱笑。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她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人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经曹学楷和倪志亮的介绍,于1929年下半年同徐向前结婚。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她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192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曾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参加共产党,也参加过黄麻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随起义武装上了木兰山,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直到长征抵达延安后,徐向前见到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问他:“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当时,像这样被张国焘错杀的军级干部有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红军排以上干部和革命战士,就有2500余人确实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最后,徐向前一直忍着伤痛,率西路军失败后回延安,直到革命胜利。
另一个与红安县相关的人物是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中惟一见过列宁的人,他当时在红军的地位非常之高。关于张国焘的其他之事我们不讲,只讲历史的机缘与巧合。大家都知道,黄麻起义是一次成功的起义,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组建了银行,法庭等有关政权机构,并维持其革命政权达21天之久,并于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红四方面军。方面军诞生之后,开辟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发展到极盛时期,26个县连成一片,根据地的人口达到350万。在当时所有的根据地里头,除了中央井冈山根据地之外,它是第二大块根据地。奇怪的是,这个第二大块根据地,历史上却少有宣传。过去宣传比较多的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上海起义,后来又有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还有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起义,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表现这次起义的,其中有一首歌名叫:“洪湖水浪打浪”,打得全世界都知道”。为此,李先念同志对有关人员曾说过这样的话:“只听到洪湖水浪打浪,听不到大别山。”主要原因在于鄂豫皖苏区来了一个张国焘。他来了以后就担任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党军一肩挑吧。他不仅控制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权,而且开始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搞“肃反”扩大化,使不少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并不是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牺牲在他执行错误路线的屠刀下。黄麻起义的一位领导人叫王秀松,他家是个大地主,父亲又是一个大恶霸,而且还是地主武装民团的团长,杀过我们的地下党员,有血债,但王秀松亲自带领部队把他的父亲抓住后,依法处决了。按说,儿子杀老子,是名符其实的大义灭亲,革命立场的坚定是再坚定不过了。可在“肃反”时,张国焘发现王秀松的出身是大地主,父亲又是大恶霸,民团团长,杀了我们的地下党员,与我们有血债。于是对王秀松不放心,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处决了。后来又在张国焘错误战略方针的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长征,1935年6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之后,12月居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分裂党。在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后心怀不满,于1938年4月,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当了特务。俗话说:“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从而影响了对红安、对黄麻起义和对红四方面军的宣传。今天,我们看到历史书中的长征,其实主要写的是中央军也即一方面军的长征,至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正是因为张国焘的出现而蒙上了阴影。的确,曾在红安诞生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战将如云,功勋卓著;而最先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其经历的悲壮历程,与迂回险折,当列长征之最。只可惜黄麻之地,因张国焘之故,从四方面军走出的将领,虽也出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无有党的领导核心,是以湮没于历史之中,融入了沉默的大多数。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不仅为西路军平反,而且中央加大了对红安和黄麻起义及红四方面军的宣传,使国内外都知道了红安是著名的“将军县”,从而使这块弹丸之地,闻名全国。无数个个性鲜明的红安将军,也因此构成了中国革命多彩多姿的历史画卷。同时我们通过正反两面人物的成长历程和故事不难看出,中国革命胜利是非常不易的,是作出了巨大牺牲的。
三、革命的缘起与乡土的骄傲
一切历史,都具有资政育人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红安县那个本来水波不兴、其名不扬的地方,产生了那么多的英雄人物?故乡的人,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与品质,竟然在最艰难的革命路途上,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活生生地为后世挤出一条带血的路来?是什么东西,使得红安县一个普通的私塾先生董必武,一位平常的木匠李先念,选择了革命道路之后,竟然成为新中国的国家主席?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一帮本来种田的庄稼汉,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和一声绝响,成为故土永远的骄傲?
我在研究红安革命史后发现,主要有这样四种原因:
一是历史文化的影响。据《黄安县志》和有关资料记载,黄安是明嘉靖42年(公元1563年)由麻城、黄陂、黄冈三县边界地区合组的一个县,迄今已只有400多年的历史。而黄安县之所以能够成事,与明代重要的思想家李贽及理学家耿定向、耿定理等人在黄安传播明理学风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李贽,他虽然是外地人,一生仕途不顺,却接受理学家王守仁学说,对假道学给予了有力批判,表现“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观点,是一位敢于挑战旧有僵化思想的进步思想家。他万历九年(1581年)春来到黄安县,寄居在在黄安当时最大的官员、尚书耿定理家,每日互相讲书论道。他所学既广,又吸收佛学、老庄思想,具有高见卓识,所以气概激昂,行为惊俗,谈吐新奇,为卫道者所不容,他不满封建专制,最后被神宗皇帝下诏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缉拿下狱,所著书籍尽被烧毁,终至含愤自刎。李贽的著作有几十部,提倡个性解放和“泛爱众、真平等”,他所提出的疑经、非儒、反孔等观点,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进步的,也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对当时黄安士子学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明代历史上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李贽的思想对后来黄安革命者的起事,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毕竟,黄安城虽然闭塞,却阻挡不了时代的思想风声和巨轮,终于在特定的时候辗过历史那痛苦而灿烂的一页。
受之于书,行之于道。所以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与前两百年的黄安农民斗争史一样,这一次的革命来得更加猛烈与彻底。红安人的思想,终于通过士子与工农的结合,在中国的历史上结出了厚重的果实。红安县,注定了是一座英雄的县;红安人,也便注定了生长盛产英雄的基因和种子。当时的革命标语,也是那样简练而直接:我们是代表没有土地的人们的!/参加我们的队伍吧,我们的革命,就是要让穷苦的人有饭吃!/不要钱,不要命,就是要革命!可以说,这种反叛精神,与当地历史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二是地域环境的影响。一般说来,一个地方的性格与地域、气候有很大关系。从地理上讲,湖北处在九省通之地,地理位置险要,历为兵家之争。湖北自古富庶,是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鄂地连湘,常是举事之所,湘鄂乃中国腹地,有道是:大江分南北,洞庭收两湖。楚南公曾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楚世家》记楚庄王答进隐者之问说:“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后楚国果得大治,发展成为问鼎中原、饮马黄河的霸主。湖北地处中原,长江穿城而过,这使得南北双方,在这里有了很好的结合。一般而言,北方尚武,南方崇文,而楚地之界,便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兼有南北双方的气质,既有北方的人刚直,也有南方的人灵智。从气候上讲,湖北的气候处在温带与亚热带之间,热时热个死,冷时冻个死,因此这里的人性格分明。
红安属于黄冈,处在大别山与长江间的缓冲地带上,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东与麻城相连,北与河南新县接壤,南距武汉110公里,因此,红安人身上既有武汉人身上的爽直,也有山区人身上的憨厚。由于黄安境内多山,地形大体是“六山半水二分半田,一分道路与庄园”,地势险要,进退自如,攻守皆宜,是兵家聚首举事之良地,这里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客观上为革命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条件。据史书记载,这里历史上曾发生过数起成百上千的民众汇合起来反抗地方官吏乃至朝庭的事件。在乡村,至今仍有关于薛刚入境,占据天台山上的黄鹰寨,扯旗称王、举兵反唐的传说。据光绪八年重修的《黄安县志》载,元朝末年,七里坪附近农民出身的铁匠邹普胜和冯宣就曾聚众起义,组织红巾军,打出了“推富益贫”的口号;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攻占黄安城后,全县不少农民随义军一起打富济贫。清朝时,这个地带属三不管,经常闹事,是以建县。但在清朝顺治统治期间,人们不满生活的现状,全县农民起义仍达五次之多;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入县境,农民们又自动支援太平军攻占县城,镇压反动官吏,开仓赈济饥民。
几千年来,鄂东文人身上流淌着武人的血液,武人身上漾荡着文人的雅风,所以革命的风声一起,民众就积极响应。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黄安人董必武、张国恩、潘怡如、赵光弼等一批知识分子参加了;1912年的武昌起义中,黄安的一些农民与工人参加了。1914年春夏,黄安全县大旱,农民向地主买粮时,地主将粮价提高了三倍,于是紫云区笪儿会农民罗福太、熊润生秘密组织“哥老会”,提出了“打富济贫”口号。不料被会首告发,罗、熊被捉到县城杀害。同年,仙居乡的杨世达、杨世运带领杨家冲的农民打开大地主杨云山家的粮仓,放粮救济饥民,杨家告到县署,知县派差役下乡捉人下狱,而杨家冲数百人拥进县城营救,知县怕酿成大祸,只好放人,群众扬眉吐气。1916年,一个叫秦文卿的黄安人,以他为首的辛亥革命同志会成立了黄安革命军突击队。这是黄安县第一次有队伍称“革命军”,6月26日,革命军突击队在云台山发动武装起义,第三天攻克县城,知事逃脱,俘知事公署科长以下官吏20余人,他们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的300多名“罪犯”,并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但是不久,突击队遭武装镇压。1919年,紫云区灾荒严重,地主囤粮不卖,方忠榜、方忠应率众持锄头扁担逼地主方敬义、方书舟各拿出40石谷,解救民众无米之难。这些分散的、自发的革命,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是,正是这一次次的失败和一次次的卷土重来,深深地启发了人们:要过上好的日子,就要起来抗争!
三是经济条件的影响。红安受特殊的地理、气候影响,这里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灾害频繁。革命前,占人口总数75%的农民,土地占有量还不到25%,但他们要担负高达70%至80%的地租,要承担繁重的赋税,要强迫去借25%的高利贷,完全回到了我们祖先那个茹毛饮血的年代:饥饿无粮,就采集野菜、野果和树叶充饥;天冷无衣,就偎稻草或打柴生火御寒。当时有首红安民谣《穷人苦》是这样唱的:
冷天无衣裳,热天一身光。
吃的野菜饭,喝的苦根汤。
麦黄望接谷,谷黄望栽秧。
一年忙四季,都为别人忙。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那些将军们为了谋求生活的出路,在小时为什么要去学手艺、抬轿子、当脚夫、打长工、当短工了。在我们故乡,人们常说,儿童就是八岁好,过了八岁愁到老。但纵观历史的这个关节上,这些开国将军们的童年,却是满怀恐惧,伸着小手,从挨门乞讨开始的:上将王建安,7岁开始跟着妈妈走家串户讨米要饭,一直要到十五、六岁时,还帮地主放牛,他的两个姐姐帮人纺线,挣点钱苦度时日,妈妈引着小妹仍旧沿门乞讨,16岁那年烧掉地主的宅院后,他终于跑到了武汉投军;上将陈锡联,一家7口,祖孙三代,挤在一间不到30平米的破屋里,晴天见不到阳光,雨天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家里仅靠租种大地主的一石多田度日,一年到头空空如野,颗粒无存。他7岁时就砍柴、割谷,挖野菜,8岁被送到湾下放牛,睡在牛栏里。放了整整6年牛之后,过的还不如牛的日子,使得这个14的少年,在偷偷地跟着嫌他小的队伍走了一天一夜追了几十里路之后,终于被革命队伍接纳;上将郭天民,在家族祠堂里读了六七年私塾,后来在省城考上了师大附中,19岁毕业后回到原来的祠堂里当教书先生,20岁的时替丈人家车了一天水后,出去参加了革命,再也没有回过家;上将秦基伟,8岁丧母,9岁丧父,10岁又失去了与他相依为命的哥,孤身一人守着祖辈留下的破草屋苦捱时光。小小年纪,挖野菜,砍柴卖,放牛,打短工,什么苦事都做过,参加黄麻起义时,才仅仅13岁;上将韩先楚,从小丧母,靠父亲和姐姐租种地主几亩薄田度日,仅读过两年私塾,10岁时就做了小鞋匠,每天挑着鞋匠担子奔走四乡,参加农民协会时仅有14岁;上将王诚汉,出身贫苦农民家庭,自幼不得温饱;上将谢富治,少时当木匠,使尽全身力气,才能举得动斧头……
上将如此,那些中将,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将刘飞,3岁丧父,母亲带着他姐弟三个幼童乞讨为生,兄弟俩连条裤子都没有,直到八岁那年,他要去替人放牛时,母亲才给他东拼西凑地缝了条裤子;中将詹才芳,7岁丧母,11岁上学,12岁丧父,他不得不到地主家放牛,受尽冷眼和饥饿;中将张仁初,未满周岁时丧母,父亲长年有病在床,两个哥哥背井离乡;中将王近山,一家七口人无田少地,全靠父亲在外做苦力维护生计,母亲带着两个姐姐常年在外讨饭,他不到8岁就到地主家放牛,只读过两年的私塾,中将胡奇才,在家做豆腐,9岁入私塾半工半读……
孤苦,无依,贫穷,是这些将军们永远难忘的回忆。咬得菜根,万事可为。也正是这种环境,促使了他们要寻找另外一条出路。故乡那沉重喘息的大山,还有大山之外种种美好的幻想,成了他们出走的理由。赤贫,血泪,剥削,成了这些将军们革命最彻底的原因。无论后来的革命道路多么曲折,革命途中有多少波澜,他们从来不曾动摇过信心,屈服过强势。或许,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一条规律:穷得越彻底,革命也就越彻底。这也正好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训:穷则思变。在这个本来是享有幸福童年、无忧少年与希望青年的年代,这些革命者们走的却是另外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时刻面对着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正是无数次的失败与成功交替,才使得他们在后来的革命路上,是那样的坚决与彻底。他们,也由此走过了他们本不该有的黑色与红色交替的成长期。也正因之如此,这些乞讨者、木匠、铁匠、篾匠、理发匠,翻身一变,成了共和国的上将、中将、少将,这样的人物在历朝历代并不多见,但在红安县里却显得那样平常。
四是马列主义新思潮的影响。时势造就英雄。而审度时势,正是历史前进时赋予时代人物肩头的责任。顺势者,生;顺势者,进。历史就是这样在进与退中反复交杂。红安县之所以革命如此汹涌,都归功于董必武等人在黄安对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当以董必武为首的共产党知识份子进入了黄安城时,革命终于像滚滚的洪流一般,在黄安这个新中国成立前夕境内无一条完整的公路、无一座永远式的桥梁、无一辆机动运输车的半山半丘陵地区的老百姓中暴发了。那些一无土地、二无生活来源的人们,拿着手中的劳动工具,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加入到革命大军中,让我们真正领略了二十世纪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使得黄安小城最后垂名青史,使得种田的英雄好汉得以百世流芳。要知道,那时候,对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大别山下的山区小县来说,正是那些受外来思想影响的优秀知识分子,在传播革命时更有说服力。天时、地利与共产主义思想在红安县传播落地生根,其影响之深,使得无数热血青年要改变社会的豪情奔涌!于是,在整个黄安县,包括大山深处的村落,形成了大家都为自己家里有人参加红军为荣,出现了妻送夫、父送子,妹送哥、儿子送老子当红军的繁荣景象。更有全家一起参加了红军的,即使后来革命陷入低潮,老区被白色恐怖所笼罩,但他们却是前仆后继,最后导致村村户户不参加革命的家庭便觉得落后,参加革命便会实现天下大同,实现理想幸福。所以,即使革命者不是死在了战场上,就是他们的家庭惨遭前来扫荡敌人的“连坐”,乃至全家灭绝而使整个村庄成为无人区时,也没有挡住他们革命的脚步。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革命者都是穷人。除了董必武,我们看到在革命的队伍里,还有地主与富农的儿子赵锡吾、王秀松、陈定侯……他们的家境与家庭条件,在当时的黄安县,都可谓小康殷实,不说应有尽有,也是无忧无愁,为何都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从这一点上讲,越穷越革命也许立不住足。今天我们很难想像,这些心里向着穷苦老百姓的大户人家孩子中,革命者赵锡吾烧毁了自己的地方之家,王秀松甚至干脆带人杀了自己的地主老子!我对这部分人的考证是,他们读过书,有一定的文化,对社会有着相当的认识,而且他们的革命觉悟挺高,同情穷苦人家和下层社会悲惨地生活着的百姓。
所以后来人们总结“红安精神”时,概括为这样两句话: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即: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今天说革命者觉悟高,可能大家不信,我们来看两位革命胜利后的觉悟者,便知道这句话不是假的。
红安有个老红军叫杨锦华,外号“名誉军长”。他参加过长征,在战争年代为中央首长挑过文件,跟朱德同志当过马夫和警卫员。作为一个为保卫国家机密,保卫中央首长安全作过贡献的老同志,又经过长征的考验,因此在建国之后经过组织研究,决定任命他为副军长。哪知道,朱德同志把这一任命告诉他时,杨锦华连忙说,“我不当副军长,我不当,我不当。”朱德同志问:“你不当副军长,你想干什么?你是怎么想的?”杨锦华说:“我是这样想的,现在全国已经解放了,政权已经取得了,当前最要紧的是搞社会主义建设。我请求领导批准,让我回家当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去。”朱老总一听,觉得回农村参加社会主义也确实需要一批党员骨干。经过重新研究,批准了杨锦华的要求。朱德还对他说:“你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再来找我。”这样杨锦华同志就回到红安当了一名普通农民。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杨锦华得知朱德同志也几个月没有吃肉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于是带着红安的一些土特产,带着自己家杀猪后腌制成的腊肉,进北京看望朱老总。朱德同志一见老部下、老战友来了,非常高兴。向他问了一些农村的情况,知道农村非常困难,于是对他说:“杨锦华同志,这次你在离开北京之前,我陪你吃顿便饭,吃了便饭以后,你和仓库主任进仓库去,你看到什么东西好,就拿什么,啊……。”这样,饭后杨锦华和仓库主任进了仓库。仓库内的好东西很多,他就是不动手拿。于是仓库主任提醒他说:“杨锦华同志,朱老总要你看到什么东西好就拿什么。这么多好东西,你赶快动手拿呀!”杨锦华还是不动手,他东瞧瞧,西看看,终于看中一件东西,然后招手对仓库主任说:“来来来,你来帮我拉一拉。”仓库主任帮他拉出来一看,竟是一件旧的破棉大衣。于是对杨锦华说:“朱老总嘱咐你看到什么好就拿什么,你拿了一件旧的破大衣出来,是不是要出我的洋相啊。”杨锦华笑一笑说:“我不是出你的洋相。我是这样想的,现在是困难时期,好的留下来装备部队。我在家当农民,我拿件旧棉大衣回去干什么呢?就是稻子、麦子打下来以后放在外面凉晒,晚上收不回来的时候,我就穿着这件大衣到外面去巡逻、巡逻。”于是他好东西不拿,就拿一件旧的破棉大衣回来了。回到红安以后,当他穿着棉大衣在巡逻时,手往大衣口袋里一插,忽然发现口袋里有一包东西和一封信。他把这包东西打开一看,不是别的,而是一包钱。这时他才意识到,这是朱德同志偷偷地要别人装进去的。他感动得一边数钱一边哭,通过一数,不多不少整整500块。他又打开信封,更是感动万分,里面是200斤粮票。第二天,杨锦华二话不说,就将这500块钱和200斤粮票全部交给了人民公社,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资金,用来救济特困户。
再讲一个全国闻名的红军老团长方和明的事迹,我小时见过他。因为他与我负伤疗养的舅公住隔壁。方和明21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黄麻起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大小战斗200多次,身上负伤7处,立功受奖15次,是个名符其实的红军团长、战斗功臣。为此建国以后,组织上将他安排在延安休养,被方和明谢绝了。他对领导说:“党和人民要我拿枪打仗,我就冲锋陷阵,是一名革命战士。现在我负伤残废了,不能拿枪冲锋陷阵了,但参加一些劳动还是可以的。因此,我不希望增加组织的负担来养活我,我请求组织批准让我回乡当农民,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为此,他谢绝了留在延安休养的安排,回到红安当了农民。群众知道他当过红军,虽然搞不清他的职务,对他还是非常信任,先后选他当互助组长、合作社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带领群众搞劳动、抓生产,工作做得很出色,被评为“劳动模范”。1957年,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联合召开烈军属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方和明光荣地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的军区司令员上将陈再道看到出席会议的劳动模范名单时,觉得方和明是不是原来参加黄麻起义的老战友?特别是在长征途中,有次陈再道在率领部队攻坚时,命令方和明掩护部队撤退,从此两人再也没有碰过面,至于方和明是死是活,陈再道一直搞不清楚。今天忽然在劳动模范名单上看到方和明的名字,再一看籍贯是红安人,没错,就是他。但一看填的部队原任职务是“排长”时,这一下就搞懵了。当他一见方和明,果然是分别23年的老战友。陈再道说:“不简单,不简单,在部队是红军老团长、战斗功臣,回来后又当了劳动模范,值得我们学习。”在场的记者把这个消息刊登后,影响很大。有人问他说:“方老,您明明是一位红军老团长,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战士?”方和明笑着回答说:“我告诉你吧,当年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一共是72人,我那71位战友在战斗中一个个的牺牲了,一个个地倒下去了,而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我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就是我那71个战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将我保存下来的。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今天的方和明。所以每当我想到我那71个战友的时候,每当我想到烈士们为革命牺牲的时候,我就感到我方和明,在我的7l位战友面前,在那些牺牲的烈士面前,我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说自己是一个排长、是个连长、是个营长、是个团长,或者是一个什么其他的长,我开不出口啊!”
最后一粒米,用来作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作军装;最后一个娃,送他当红军。
这就是红安,这就是红安和她的革命者。他们以巨大的奉献与牺牲,打出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赢来了全国的解放,同时也赢得了世人赞誉的目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重!作为革命队伍中的后来者,让我们缅怀先烈,珍惜今天,弘扬传统,再立新功,以每个人自己的传奇谱写红安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谢谢大家。(本文参考了部分黄安书籍资料,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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